乡村手艺人

 小时候，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人。像篾匠，能把一根平淡无奇的竹子，编成结实的篮子；像弹匠，能把一堆杂乱的棉絮，弹成一床松软的棉胎；木匠更是了不得，从他们的手底下，能变出桌子椅子、箱笼和床来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爆米花

由远而近的“爆—米—花—嘞，爆—米—花—嘞……”叫声，吸引着正在玩耍的小伙伴们的注意，伴随而来的是雀跃的欢呼，飞跑回家或向爆米花匠围过去。爆米花匠在一处较宽敞的地方放下担子，轻手滑肩，小心地放好工具，系上围裙，慢条斯理地摆好架子，给炉子生好火。他坐在小木墩上，右手拉着风箱，左手则悠悠地转动着机器的摇柄，身子不紧不慢地一仰一摆。他那拉风箱的手不时地管控一下炉子，拨弄一下火苗，呼塔呼塔的风箱便迅速将炉中的炭火吹得一明一暗，不一会儿火苗就旺起来了。

随后，孩子们提着装有米的水桶或洗脸盆蜂拥而来，爆米花匠熟练地将米倒进那圆圆的“炮筒”里，再加入半勺糖精，然后拧紧炮筒的盖子；眼睛时不时地看看仪表，专注的情形里总是带有几分神秘，摇晃着的爆米花机让黝黑的“炮筒”在铁架上荡着秋千，火炉冒出热气，飘出一丝丝的甜香味。过不了十分钟，爆米花匠高喊一声“好啰！”迅速起身，敏捷地提起爆米花机，塞进一个前端镶嵌着胶皮的布袋里，围观的人群不约而同地往后退几步，紧紧捂住两耳。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像是一声惊雷，米花被强大的气流喷射到布袋里，现场顿时被一阵白雾笼罩，空气中弥漫着爆米花的清香。白花花的爆米花倒进洗脸盘里，捧着热乎乎的爆米花，伸出舌头叼几粒晗在嘴里，脆脆的、甜甜的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弹 匠

秋收过后，弹匠老周就会领着他的几个徒弟，挑着三三两两的工具箱，摇摇晃晃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，翻过一座座山，越过一道道水，从遥远的浙江来到我们下柴市。一弯弹弓、一个磨盘、一个弹槌和一条牵线杆，这就是老周的全部家当。老周个子高大，但背有点驼，可能是长期俯身抡弹槌留下的病根。

几条高凳，上面两块门板一合，再铺上一张床单，就组成了老周的舞台。天刚朦朦亮，老周便领着他的弟子起床，来到主人家的堂屋开始工作。老周拿起放在墙边的弹弓，弟子递上弹槌，随后，老周微微弯曲的身影便在屋子里不停地漂移。老周扬起手，将紧握在手中的弹槌向斜背在肩上的那根“弦”敲去，“锵东——锵”，顿时，老周奏响的欢快激昂的音乐韵律便弥漫在整个小村。

槌声就是命令，槌声就是集结号，呼唤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向老周靠拢，“人来疯”的老周此时会即兴哼唱几句：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”老周边唱，边用“手榴弹”不停地敲击着他的“弦”，指挥棉絮们翩翩起舞，将原本紧贴在一起的棉花舞动得蓬松起来。棉花之舞一结束，老周便放下弓槌，用牵线杆开始牵线，牵好了线，被絮也逐渐成形。

大人们有时也会过来凑热闹，听老周弹奏棉花的声音，看槌起槌落，偶尔，也会问老周一些问题，比如家是哪里的，家里有几个孩子等等。老周一边忙着活，一边和他们做着交流，有时还把自己在各地见到的、听到的奇闻逸事讲给大家听，引导乡亲们发表一些感概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裁  缝

小时候，我们村里最有名的裁缝师傅莫数彭桂兰了，她总是系着蓝布围裙，脖子上挂根皮尺，坐在矮凳上，低着头缝衣裳。她旁边的案板上，放着剪刀、粉饼、直尺、裁剪好的布料、零碎的布头。她做的衣服针脚细密，做工精致，穿在身上舒服合体；一块不起眼的布料到了她手上，三剪两裁，便把一个个丑小鸭装扮成一只只美丽的小天鹅，所以，附近的小媳妇大姑娘都争着让她做衣服。

大概是我上初二的时候，因为五哥结婚需要制作一批新衣，母亲便把彭桂兰请到家里来替五哥量体裁衣。那几天，屋子里弥漫着布料的味道，平时愁眉苦脸的母亲，也是笑意盈盈地和彭桂兰商量着衣服的大小和式样，彭桂兰则计算着布料的大小，谋划着怎样裁剪最为节省。

那天，彭桂兰把我叫过去，温和地说：“九满，来量量尺寸，这次你要穿的确良了。”我心里顿时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感觉，一颗童心激动得咚咚直跳。她拿着皮尺在我的肩膀、手臂、腰部不停地比划。接着，她左手拿尺，右手拿粉笔，在舒展的布料上潇洒地勾勒，再用剪刀沿着粉迹唰唰地剪，然后，在缝纫机上踩上几轮。一件漂亮的衬衣便在我的千呼万唤声中大功告成，彭桂兰让我穿上试试，我用手轻轻抚摸一下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。说实话，我一穿上就不想脱下来了，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件高档衬衣。

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现代化的机器作为生产工具日益减少了人们的手工劳动，迫使那些像裁缝彭桂兰、弹匠老周这些具有鲜明乡村色彩的手艺人，从我们身边悄悄消逝，逐渐被人们遗忘，随之逝去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技艺，留存在人们心里的只有那一幅幅朦胧远去的场景。